我们在北京郊区 T 村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研，重点关注了 T 村的蔬菜种植。 T 村居民在1958年修水库时从山北移民到中村，中村两个生产队合并，腾出一个生产队的土地安置了 T 村的水库移民。现在中村有1000多人，1200亩耕地， T 村有700多人，800多亩耕地。与全国一样，分田到户以后， T 村耕地也承包到户了，多米体育入口农民承包土地要缴农业税和土地承包费，最高时每年每亩税费负担大约为40元，有农民不愿种地，也有农户种地却不愿交纳税费。1981-1998年，全村几乎每年都会调整土地，不愿种地者的地调到愿种地的农户的手下，不缴纳税费的农户不分土地。1988年上级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之前 T 村农民主要种玉米，连小麦也不会种，对种蔬菜有疑虑，村集体因此调出40亩耕地种蔬菜，不收承包费，却仍然没有农户愿意种。村干部动员了6户村民种菜。再不久，北京市强调菜篮子工程，支持蔬菜产业， T 村将蔬菜园面积扩大到150亩，再到300亩，形成当前 T 村蔬菜产业的基础。

　　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 T 村农田中用于种植蔬菜的有300亩，耕地520亩，耕地按每人0.8亩承包，蔬菜地是自愿承包。因为有农业税费负担，很多农户不要地，全村240户，有70多户放弃了第二轮承包，只有170户承包了土地。蔬菜种植区的土地则由承包土地的农户继续种，之前面积是多少就仍然为多少，全村有70户承包了蔬菜地，平均每户约4亩。

　　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后不久即取消了农业税。为了防风沙，北京不再提倡种粮食而推动农民退耕还林和平原造林项目。很快， T 村500多亩种玉米的大田开始还林造林，承包土地的农户获得退耕还林和造林补贴，承包大田的农户至今可以获得每亩1000元的国家补贴， T 村所剩下的农田也就是300亩蔬菜种植面积，由全村70户蔬菜种植户承包。 T 村蔬菜种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300亩农田和70户农户之中。

　　在上级的动员下， T 村从1988年开始试种蔬菜，最早动员了6户种40亩蔬菜，经由邻镇请来有经验的菜农传授种植技术，种露地菜。 T 村地处京北，无霜期短，露地只能种季节性蔬菜，批量上市，主要是走量而无法走价，种植辛苦，收入少，但还是比种玉米的收入要高多了，每亩毛收入可以达到300多元。

　　因为种蔬菜收入比种玉米高，到1990年全村种蔬菜的农户增加到30户，全村蔬菜地面积扩大到150亩。1990年有农户建第一代大棚种反季节蔬菜，走价不走量，收入大幅度提高，全村30户蔬菜种植户即合作共同建大棚，30户集体建棚，一天一个棚，一年下来每户都建了几个大棚。大棚收益远高于露天种菜，吸引了更多农户种菜。 T 村的蔬菜种植很快发展到300亩70户的规模，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这70户蔬菜种植户所种的300亩蔬菜地自动延包至2027年， T 村形成直至目前的蔬菜种植格局。

　　T 村的蔬菜种植受到了政府的关注与支持。除基础设施上的专项投资外（比如水利投入）,2002年政府鼓励农户建第二代大棚，为每个大棚补贴4000元， T 村共建100多个二代棚，二代棚的收入明显上升。一对夫妻可以种两个二代棚，一年收入可以达到2万多元。不过，二代棚空间狭小，所有劳动都靠人力，仅仅白天将草帘拉开和晚上将草帘关上两个工序就分别要半个小时以上，是棚上棚下的重体力活。2012年政府支持建第三代大棚，为机械化的有自动卷帘机的大棚，一个大棚要20万元，国家补贴15万元。2014年政府进一步支持三四个现代化的四代大棚，每个棚投入30万，基本上是政府投入。目前全村共有120个大棚，基本上都是三代棚，70户蔬菜种植户平均一户两个棚，另外还有少数年龄比较大的农户种少量大田露天蔬菜。

　　2002年以前， T 村菜农生产蔬菜都是自产自销。刚开始的几年（1990年﹣1992年），有菜贩子来 T 村收菜，很快就出现了压价等问题。菜贩子与农户之间互不信任， T 村的蔬菜的销售方式就变成运到县城蔬菜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主要批发给蔬菜经销户。如果未能批发出去，就变成市场零售。其流程如下：菜农凌晨3点起床摘菜，6点踩小三轮运走，6点半到菜市场零卖，一般11点返回。从农户角度来讲，蔬菜销售要占用一个劳力，成本很高。2002年，北京市农业局旗下 A 农业发展公司开始涉及蔬菜产销，主要是搞活产销。一方面， A 公司在超市建立蔬菜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订单与农户合作生产。 A 公司经理与 T 村所在乡镇蔬菜站站长是同学，通过蔬菜站站长， A 公司找到了 T 村的蔬菜生产大户、曾任村支书的朱祥，开启了 A 公司与 T 村菜农的订单农业之旅。

　　A 公司与 T 村菜农的合作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 T 村种菜大户朱祥。朱祥自发成立了一个 T 村蔬菜种植中心， A 公司依据市场对蔬菜的需求提前向朱祥下达蔬菜生产订单，再由朱祥将订单生产任务分配给愿意参与订单农业的农户。刚开始， T 村只有六七户农户愿意参加，很快， T 村90％的菜农都参加到 A 公司的订单农业中来。不仅 T 村， T 村附近还有6个村的数十户也加入了 A 公司以 T 村为基地的订单农业。 A 公司在 T 村所在地区共有三个蔬菜生产基地，在全北京共有8个蔬菜生产基地，此外还在河北、海南有蔬菜基地若干，这些基地基本上都以合作社形式存在。

　　A 公司与 T 村的合作自2002年开始，一直保持到我们调研的2017年，合作良好。这种订单农业极大地改变了 T 村菜农的生产形态，其具体合作形式如下：

　　根据市场需求， A 公司与 T 村蔬菜种植中心（ T 村基地）形成合作关系，主要是下达年度蔬菜生产大体计划以及大致日供蔬菜计划，且在每天下午下达所需蔬菜品种与数量，由朱祥将任务分解到各户。第二天早晨8点各户将所需品种和数量的蔬菜运送到指定地点装车，每户一箱菜，由朱祥所雇的专车司机运送到 A 公司。 A 公司对接收蔬菜进行农药检测和菜品等级评价，然后按月结算。

　　T 村菜农都愿意加入基地，因为有两个好处：一是与 A 公司合作后，菜农只用管生产不用管销售，可以节约出一个劳力。二是 A 公司对于合格蔬菜给予高出批发价10%-15％的优惠，就是说，之前农户自己运到批发市场交易，一斤蔬菜1元， A 公司来收购，反而给一斤1.15元，农户因此当然愿意加入基地生产来。

　　A 公司当然也对农户有要求，主要有三。一是农药绝对不能超标，凡是农药超标的菜农，轻则罚款，重则踢出基地。二是严禁以次充优，尤其是最近几年， A 公司在 T 村发展了26亩有机蔬菜，蔬菜收购价比普通蔬菜高40%，有机蔬菜必须施有机肥、打低毒农药。被发现以次充优的，轻则一次罚款4000元，重则剥夺有机蔬菜种植户资格。三是菜品检测，对于品相不好的蔬菜，采取退回的办法。在蔬菜供不应求的季节， A 公司对菜品要求比较低，蔬菜销售淡季则要求高。要求高时，一些边缘的农户就不生产供 A 公司的蔬菜，核心户因为种植技术高，仍然坚持生产。也就是说， A 公司正是通过对菜品检测尺度宽严的把握，调整蔬菜销售的淡旺。

　　A 公司对 T 村基地的影响远不止是销售。重要影响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农户基本上做到了一棚一品，即一个大棚生产一个品种的蔬菜，从而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专业化，现在 T 村70户共种植大约20个品种的蔬菜；第二，在农药使用上形成了严格自律；第三， T 村蔬菜种植户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第四， T 村蔬菜基地引起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各项政府投资因此而来。

　　自2002年以来， T 村以及附近6个村的菜农都是通过朱祥与 A 公司联系的，朱祥成了联结 A 公司与 T 村蔬菜种植户的纽带。 A 公司通过朱祥向 T 村蔬菜种植户下达订单，提出蔬菜质量要求，菜农按订单完成蔬菜生产任务，并按时将蔬菜送到收集地点，朱祥将收集的蔬菜及时运送到 A 公司， A 公司再检测验收、过磅、入库、出库、包装、入库、分捡、运销、上架、售卖。

　　在某种意义上，朱祥是 A 公司在 T 村的代理人，因为朱祥运菜的货车就是由 A 公司配送的，当然，司机是朱祥雇请的，由朱祥支付工资。 A 公司支付朱祥按每天收购蔬菜总价的14％作为利润，同时规定菜农需要支付6％的卖菜收入作为朱祥的分成。也就是说，如果朱祥一年订单成交总金额有200万元的线万元的毛收入，扣除雇请司机工资10万元及其他开支成本，一年可以有差不多20万元纯收人。这笔收入远高于朱祥自己种菜的收入，足以调动朱祥代理 A 公司在 T 村收购蔬菜的积极性。

　　再来看 T 村的蔬菜种植户。 T 村的70户菜农中，90％都通过朱祥这个渠道向 A 公司送菜。另外有六七户自开网店，还有几户的菜品不行， A 公司不收，菜农自己运到区蔬菜批发市场销售。

　　前面已述，菜农一般是凌晨4点起来摘菜，8点送到收菜点。 A 公司一般在前一天晚上派单给朱祥，朱祥将 A 公司派单所需品种、数量分发到各户，手机通知，第二天早晨8点菜农即按订单要求送来自己生产的蔬菜。

　　李云今年53岁，是全村最早种蔬菜的农户，儿子大专毕业后在外工作，丈夫以前是村干部，现在是村电工。2014年李云建了两个三代棚，有卷帘机，上下棚帘只要七八分钟且全自动化，十分方便。在装上第三代棚之前，对李云来讲，种菜最麻烦的是第二代棚上下草帘就各要半个小时，费时耗力。李云建两个三代棚，花费40万元，自己只出了七八万元，其余都是国家补贴。种蔬菜主要在两个时段干活：一是凌晨4点到上午10点，一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早起干活，既是因为凉快，也是因为每天都要在凌晨4点摘菜送到交菜点。2002年前，李云种菜，她丈夫卖菜，要两个劳力，现在只要李云一个人劳动就够了。因为是大棚，可以四季种菜，李云两个棚分别种奶白菜和油菜，一棚一品。由于已经种这两个品种很多年了，她种菜的技术相当高，可以精确地按订单计划种植，是 T 村基地的核心种植户。李云两个大棚每天可以走菜100斤，毛收入200元。冬季菜长得慢，每天走菜少一点，菜价高，春季菜长得快，每天走菜多，菜价就低。最近三年，李云种两个大棚的年纯收入大约有5万元，这个收入要略略高于当地务工收入。李云丈夫是电工，儿子在外工作，她们家又花50万元买了一台挖掘机，租出去每年有一定收入，所以，李云一家年收入有接近20万元，家庭条件在村庄属中等偏上。她说，基地太好了，节约了一个劳动力，要是没有 A 公司在 T 村的基地，她既要产又要销，这个菜就不好种了。

　　朱祥在家中排行老三。老大今年68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村支书，后来考上公务员调到镇民政科当科长，二儿子开超市。由于老大的两个儿子收入都高，便不希望他继续种地，但老大种蔬菜几十年，上瘾了，非得种。之前老大种三个大棚，去年转了一个大棚给老五朱全，自己还种两个大棚，每年纯收入超过6万元。老大公开讲自己有50万元存款，请儿子帮忙理财。

　　除了运销以外，朱祥还种三个大棚。因为请了司机，他只花很少时间就可以派好单，所以有大量时间种蔬菜。2016年，朱祥的独生女和女婿辞掉外地工作，回村帮父亲打理基地，朱祥得以专心种菜。

　　朱全作为朱祥的五弟，也是最小的弟弟，种七个大棚，其中一个就是他大哥转给他的。朱全的七个大棚中有五个三代棚、两个四代棚。朱全的大棚主要不是用来种菜而是育苗，因为过去国家支持合作社为蔬菜种植户提供种苗，合作社总是亏损，因此在2014年改请朱全育苗。朱全不是个体，因为在名义上，他既是 T 村蔬菜合作社的法人代表，也是当地农资农药连锁店的法人代表。为了支持 T 村蔬菜种植，地方政府扶持 T 村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和植保合作社，投入几百万元，法人代表也是朱全。

　　朱全的七个棚，三个育苗，两个制种，两个种菜。他种的菜既不是拿到市场上销售，也不送往 A 公司，而主要是为北京市民准备的春节箱菜，一箱16斤，最多春节可以销售3000箱，每箱150元。仅仅靠箱菜，朱全每年就可以纯赚10万元。

　　朱全雇了6个人，3个管农机服务合作社，2个管农资农药店，1个打扫卫生，都是45岁至50岁的当地人。大棚由朱全夫妻种，忙季让雇工帮助，有时还要雇短工。名义上农机合作社是合作制，农机都是政府帮买的，合作社办公室也是政府资金盖的，然而实际上，无论是朱全自己还是当地村民都认为农机合作是朱全自家的。植保合作社与农机合作社性质相同，这些合作社的机器由朱全管理使用，雇工工资由朱全发放，为农户提供的农机服务收费与市场收费也没有差异。之所以农机合作社和植保合作社的要职都落到朱全身上，是因为朱全是 T 村蔬菜合作社的社长、法人代表，而 T 村蔬菜生产是当地的一面旗帜。当然， T 村蔬菜种植虽与 A 公司在 T 村的基地及基地主持人、朱全的哥哥朱祥相关，却与朱全的合作社几乎无关。

　　朱全开有农资农药连锁店。2014年区农业中心又支持他为全区蔬菜种植户提供种苗，由政府统一采买然后免费分发农户种植。仅此一项，朱全每年育苗收入就有50万元，而农资连锁店每年也有10多万元收入。朱全每年从种菜、育苗、农资以及农机服务中净得七八十万元收入，是当地村庄收入最高的农户。

　　朱全雇6个人，现在不仅每月要付每人3000元工资，而且都买了五险，雇工的工作时间则只能每天8小时，一周工作6天。即使这样，年轻人也不好找，只能找中年以上的人，因为年轻人都上北京务工去了。朱全说，雇工只能应急，大量的事情还是要靠他们夫妻两人，比如农资店，白天很早就会有人来买农资，很晚也会有人来买，但雇工不可能很早很晚都在这里，就只能靠夫妻两个兼着。做活时，雇工必须在朱全夫妇视线范围内，如果不盯着，谁也没有干活的积极性。这很重要：农业生产中的雇工需要被人盯着才有干活积极性，而盯的人必须有主体性、权威和明确的权责利体系的支持。如果是合作社雇人，即使是社长盯人，效果也一般；若社长盯的是合作社成员，盯人效果就更加一般；若合作社一般成员来盯人，这种盯人与不盯没有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朱全只是利用了合作社的名义，实质上却是家庭雇工。

　　正是 T 村成规模有特色且让菜农有就业、有收入的蔬菜种植，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以支持合作社的名义给予了各种扶持。朱全得了蔬菜种植的好处，正好他开农资店，占有 T 村蔬菜合作社法人代表的名号，他就对接了自上而下的扶持资源，不仅包括农机与植保合作社的支持，而且育苗的巨大利益也是通过合作社名义才能获取的。朱全获得的好处太多，以至于 T 村蔬菜种植最大的功臣、他的三哥朱祥都有一点妒忌。

　　A 公司的蔬菜主要走高端菜的路子，通过北京超市销售。高端菜，意味着必须严控蔬菜的质量，包括绝对不允许农药超标，多施有机肥保证蔬菜的品质、新鲜度等等。 A 公司通过订单的方式，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公司与农户的稳定对接与预期。从 T 村蔬菜生产基地情况来看，这种对接显然是成功的，不过， A 公司对接基地中有两个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合作社却失败了。

　　A 公司有两个合作社基地，一是李庄合作社，一是甲山合作社，都是按合作社章程来建立和运转的，于2006年成立，地方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却只运转了两年就运转不下去。原因很简单，合作社设有经理、副经理等众多层级职位，理事的，不理事的，结构太复杂，管理必然混乱，而农业生产很难监管，组织成本高，利益分配难。因此，一旦离开政府支持合作社就难以运转。

　　三年前，区政府大力度支持一个村的芦笋合作社，支持力度之大，用 T 村农民的话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结果也是很快就垮了。

　　在高度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则通过明晰产权，极大地调动了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组织管理监督成本，能有效地监督雇工，且降低了决策成本、扯皮成本，因此是高效的。

　　一些人从国外经验出发，认为集体经济不好，因为西方国家没有集体经济就将之视作是怪胎，他们不理解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有效防止了反公地悲剧，正是集体经济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公共服务条件。